一、按科學發展觀考核政府官員
政治路線一旦確定，貫徹者與執行者的選擇比較為重要。想辦什么事，就要選什么樣的人，選中了什么樣的人，才能辦成什么樣的事。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歷史的發展是分階段進行的，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不同的歷史任務。準確認識我們所處時代的主要矛盾，是我們確立正確政治路線的前提。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有無數成功的經驗，也有不少痛苦的教訓。上世紀60年代，我們將當時的社會主要矛盾仍確定為階級斗爭，提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錯誤政治路線，以此確定的組織路線，使用了大量的“三種人”，給黨和國家造成了損害。上世紀70年代末，中央指出當時的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和生產供給不足，提出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治路線，為此而配備了大批從事經濟建設的專業人才，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得以迅速起飛。那么，現在的政治路線是什么?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三個先鋒隊”的新黨章，是“五個統籌”的科學發展觀，是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政績觀。
按照“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作為一個領導13億人民的大黨，唯有與時俱進地不斷發展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才能始終代表比較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從古今中外文明發展史來看，什么是先進的生產力?可持續發展的生產力就是先進的生產力;什么是先進的文化?可持續發展的文化就是先進的文化;什么是比較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人為本、全面協調的可持續發展戰略就代表著比較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江澤民同志強調：實現可持續發展，核心問題是實現經濟社會和人口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胡錦濤總書記指出：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必須使可持續發展能力不斷增強，生態環境得到改善，資源利用率顯著提高，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推動整個社會走上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之路。2003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上提出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還提出“五個統籌”的要求，這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體系的一次重大升華。2004年中央人口資源環境工作座談會上，胡錦濤總書記又要求我們著眼于加快解決關系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人口資源環境問題，力求每年都要有新進展。
科學發展觀是黨中央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指導下，根據新形勢，著眼新矛盾，與時俱進提出的新發展觀。有了新的發展觀，就有了明確的組織路線，就需要新的政績觀，就需要新的政府官員考核標準與考核機制。
二、官員政績考核的環保標準
官員的選拔任用，在于選拔的標準。中央于2002年頒布的《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突出了民主推薦、科學考察、黨委集體討論決定、紀律監督等重要環節，使官員考核任用程序更為科學民主。《條例》規定，考察政府領導職務的擬任人選，必須依據相關的任用條件和職責要求，全面考察其德、能、勤、績、廉，尤其注重考察工作實績。
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的提出，要求我們完善新的政績觀，即進一步明確“工作實績”的具體內容。例如，在改革開放初期，為突破傳統計劃經濟的束縛，我們曾提出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以比較終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而面對日趨拉大的人群收入差距和地區貧富差距，面對劇增的人口與就業壓力，科學發展觀就要求我們樹立新的政績觀，把就業率、比較低生活保障率、反映收入分配差別的基尼系數等指標，作為現時期政府官員“工作實績”的主要考核標準。環境問題也是如此。資源問題也是如此。因為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建立在經濟增長、社會發展、環境保護3個核心內容的基礎上。
從經濟增長來看，沒有GDP的增長，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就無法提高，我們也就不具備解決一系列社會問題的物質條件。因此，我們仍要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展道路。但單純的GDP增長指標確有問題，它沒有體現出經濟增長過程中的環境損失和資源消耗成本，片面強調GDP增長會助長盲目消耗資源、破壞環境，造成社會失衡，反過來又使GDP的增長難以為繼。世界上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教訓，至今令人記憶猶新。更為嚴重的是，單純的GDP指標也會逐漸使執政黨的合法性簡單化，似乎GDP的增長是我們執政合法性與穩定性的唯一來源，這是不科學的。因為經濟增長受制于客觀規律，經濟發展過程中存在著各種不可預測的客觀制約因素，經濟活動并不完全由政治所支配，因此政治也不應成為所有經濟后果的責任承擔者。西方國家發展史上，出現過多次嚴重的經濟危機，但這并沒有造成其政權的合法性危機，原因是其執政的合法性并沒有完全與經濟變化融為一體。執政的根本合法性，在于保障人民有一個良好安全的社會秩序，在于保障人民有一個發揮自己能力的空間。以人為本的執政觀，將使人民更為全面深刻地理解執政黨的執政宗旨，將使執政黨真正擴大執政合法性的政治基礎。
從環境保護來看，環境權益是人民生存權的重要部分。國家已將環境保護列為基本國策，保護環境已成為各級政府管理者的職責所在，破壞環境等同于違法。如今，“考核官員的環保責任”已成趨勢，2002年的南非可持續發展世界首腦會議便強調建立各級政府的“環境保護問責制”。以人為本的可持續發展觀，已要求我們將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作為人與人關系和諧的基礎，作為執政黨與全社會關系和諧的基礎。從長遠看，要使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得以統一，我們就要加大力量研究并采用綠色GDP的衡量指標，將環境成本從經濟增長的數值中扣除，形成我們衡量選擇政府官員更全面的標準;我們還要將公眾環境質量評價、空氣質量變化、飲用水質量變化、森林覆蓋增長率、環保投資增減率、群眾性環境訴求事件發生數量等指標納入到政府官員考核標準;我們還要將當地政府對中央政府各項環保法規政策的落實情況也作為指標納入政府官員考核標準。總之，環境政績一定要與政府官員任免密切掛鉤，尤其是各地各部門的主要管理者要成為環保考核的對象和環保責任的承擔人。
從社會發展來看，民主法制的進步是社會穩定的核心。如何既使社會穩定，又能切實推進民主法制的進步，應成為官員考核極為重要的指標。群眾的上訪次數和規模、刑事案發率、教育普及率、信息公開度、公眾參與度、依法行政水平、道德文化建設等社會綜合發展指標，比較能有效地說明政府管理者的民主法制素質，也比較能有效反映政府管理者的執政水平。
官員的考核指標是各級政府管理者工作方向的“指揮棒”。官員考核指標的設定是一項系統工程，要通過深入細致的調研而科學合理地設定。要引導政府管理者充分調動人民群眾參與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積極性;要引導政府管理者切實推動社會主義民主法制的進程;要引導政府管理者盡可能多地為人民群眾辦實事，解決實際困難;要引導政府管理者從單純追求GDP的盲區中跳躍出來，促進社會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全面發展;要引導政府管理者按照“五個統籌”的要求規劃未來，立足長遠;要引導政府管理者尊重自然規律，促進人口、資源、環境與經濟社會的發展“共贏”。反過來說，新發展觀所確立的新政績觀，要求我們對那些僅以單純GDP增長為業績而不惜破壞資源環境的政府官員，對那些只知道耗費財政和社會財富搞“形象政績”、“窗口政績”、“路邊政績”的政府官員，不能提拔重用。
三、官員考核的新機制
考核標準的落實，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機制。《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比較有意義的突破，表現在擴大了官員任用的民主推薦范圍，也表現在明確了官員任用上的集體討論決策。今天，隨著全球化和市場經濟的深化，隨著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取得愈來愈大的進步，隨著信息資訊的日趨普及，普通黨員和人民群眾已愈來愈關心黨和國家的政治命運，新的形勢需要我們對官員考核機制進行進一步的改進和發展。
好的官員政績考核機制，即是有效的民主監督機制。黨章說：“我們黨的比較大的政治優勢是密切聯系群眾，黨執政后的比較大危險是脫離群眾。”黨與人民的根本利益本來就應該是完全一致的。因此，群眾公認原則，已成為《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的一條基本原則，這使得普通黨員與人民群眾對政府官員的任免有了參與權、投票權和監督權。另外，《條例》中還規定：政府官員的民主推薦由人大、政府、政協、紀委、法院、檢察院、政府工作部門、人民團體、下一級政府成員等共同參與。這都擴大了民主征求意見的范圍，再加上人民群眾與各專業部門的綜合評價，使官員考核機制更趨完善。
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對黨內來說，就是以絕大多數黨員的“滿意”為本，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對社會來說，就是以絕大多數人民的“滿意”為本。未來政府的定位不應僅僅是熱衷于抓經濟管企業，而應將主要精力投放到對公共事物的管理上來。環境保護即是公共事物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關系著全社會千家萬戶的身心健康。因此人民有權知道、有權監督、有權參與那些關系自己切身利益的環境信息與公共項目;因此人民也就有權評價、有權監督、有權了解那些執行公共項目的各級管理者。這就是除了環境質量、環境建設、環境決策等考核指標以外，再加上的一條指標：社會評議。為此，我們的官員考核機制應搭建起一個公眾參與評價的平臺，如人大、政協、司法、媒體、人民團體等等，是搭建這一平臺的主要支柱，也是人民表達自己要求與呼聲的民主渠道。以人為本、可持續發展的政治路線，要得到廣大群眾的認同，要比較大限度地降低腐敗，關鍵在于民主監督機制的建立。老子說：“禍莫大于無敵。”沒有監督與約束的權力才是比較大的禍患。
如今，中央對環境問題高度重視，有關部門于1999年、2002年和2003年會同國家環保總局，為將環保指標納入政府官員考核體系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與科學發展觀已成為我們未來工作的指導思想;環境與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已成為科學發展觀的重要內容;民主法制的進步已成為我們選出以人為本、取信于民好管理者的重要基礎。我們要抓緊時間設計一系列政策與制度去支撐科學發展觀，例如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例如新的官員考核指標體系，例如公眾參與的監督評價機制，例如循環經濟與綠色控制的法律框架，例如生態補償與社會公平的相關政策等等。否則，再好的理念與戰略，也會淪為形式與口號。 (中國環境報)森林覆蓋增長率、環保投資增減率、群眾性環境訴求事件發生數量等指標納入到政府官員考核標準;我們還要將當地政府對中央政府各項環保法規政策的落實情況也作為指標納入政府官員考核標準。總之，環境政績一定要與政府官員任免密切掛鉤，尤其是各地各部門的主要管理者要成為環保考核的對象和環保責任的承擔人。
從社會發展來看，民主法制的進步是社會穩定的核心。如何既使社會穩定，又能切實推進民主法制的進步，應成為官員考核極為重要的指標。群眾的上訪次數和規模、刑事案發率、教育普及率、信息公開度、公眾參與度、依法行政水平、道德文化建設等社會綜合發展指標，比較能有效地說明政府管理者的民主法制素質，也比較能有效反映政府管理者的執政水平。
官員的考核指標是各級政府管理者工作方向的“指揮棒”。官員考核指標的設定是一項系統工程，要通過深入細致的調研而科學合理地設定。要引導政府管理者充分調動人民群眾參與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積極性;要引導政府管理者切實推動社會主義民主法制的進程;要引導政府管理者盡可能多地為人民群眾辦實事，解決實際困難;要引導政府管理者從單純追求GDP的盲區中跳躍出來，促進社會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全面發展;要引導政府管理者按照“五個統籌”的要求規劃未來，立足長遠;要引導政府管理者尊重自然規律，促進人口、資源、環境與經濟社會的發展“共贏”。反過來說，新發展觀所確立的新政績觀，要求我們對那些僅以單純GDP增長為業績而不惜破壞資源環境的政府官員，對那些只知道耗費財政和社會財富搞“形象政績”、“窗口政績”、“路邊政績”的政府官員，不能提拔重用。
三、官員考核的新機制
考核標準的落實，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機制。《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比較有意義的突破，表現在擴大了官員任用的民主推薦范圍，也表現在明確了官員任用上的集體討論決策。今天，隨著全球化和市場經濟的深化，隨著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取得愈來愈大的進步，隨著信息資訊的日趨普及，普通黨員和人民群眾已愈來愈關心黨和國家的政治命運，新的形勢需要我們對官員考核機制進行進一步的改進和發展。
好的官員政績考核機制，即是有效的民主監督機制。黨章說：“我們黨的比較大的政治優勢是密切聯系群眾，黨執政后的比較大危險是脫離群眾。”黨與人民的根本利益本來就應該是完全一致的。因此，群眾公認原則，已成為《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的一條基本原則，這使得普通黨員與人民群眾對政府官員的任免有了參與權、投票權和監督權。另外，《條例》中還規定：政府官員的民主推薦由人大、政府、政協、紀委、法院、檢察院、政府工作部門、人民團體、下一級政府成員等共同參與。這都擴大了民主征求意見的范圍，再加上人民群眾與各專業部門的綜合評價，使官員考核機制更趨完善。
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對黨內來說，就是以絕大多數黨員的“滿意”為本，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對社會來說，就是以絕大多數人民的“滿意”為本。未來政府的定位不應僅僅是熱衷于抓經濟管企業，而應將主要精力投放到對公共事物的管理上來。環境保護即是公共事物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關系著全社會千家萬戶的身心健康。因此人民有權知道、有權監督、有權參與那些關系自己切身利益的環境信息與公共項目;因此人民也就有權評價、有權監督、有權了解那些執行公共項目的各級管理者。這就是除了環境質量、環境建設、環境決策等考核指標以外，再加上的一條指標：社會評議。為此，我們的官員考核機制應搭建起一個公眾參與評
